三是严格治理违法违规产能。

在国家级贫困县桂东县，玲珑茶是当地茶农的钱袋子，村民多从事茶叶加工等小规模生产经营活动。自2017年开始，询问煤改电生产模式的园区企业络绎不绝

如今，更多的标准化制茶厂房和现代茶叶园区出现，电能替代让桂东茶农走上了致富路。普瑞温泉酒店是中南地区第一家五星级生态酒店，改造前的酒店中央空调及热水设备都是直燃机，操作管理极为复杂，自2003年投入使用已连续运行了12年，设备系统的故障率、能耗都在逐年升高。在以电能替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路上，一系列令人惊喜的改变正在发生。而如今，电制茶的引入更让名茶之乡的乡亲笑开了花。国网湖南电力的工作人员还定期上门回访检测，给我们提供技术指导，服务一流。

曾经的大烟囱换成了中频炉，温控精度高了，产品合格率从原来的75%提升至95%，价格比原来提高20%到30%，设备年维护费用减少4万元，工人工资每年节约10万元。而更令人欣喜的是，借由坦塘工业园这一明星工程效应，煤改电风靡湖南各个工业制造行业。建立并推广供需互动用电系统，实施需求侧管理，引导用户能源消费新观念，实现电力节约和移峰填谷;适应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储能等多元化负荷接入需求，打造清洁、安全、便捷、有序的互动用电服务平台。

中国特色的DR就是由以上6个要素的变化和互相影响，顺时而生、因地而行、因势而变。第三，从全社会用电水平看，虽然增速有所减缓，但绝对增量很大，全社会用电水平提高较快。在实施主体上，将电网为主体扩大到电网企业、电能服务机构、售电企业、电力用户是电力需求侧管理的重要实施主体。以环保法重新修订为标志的法治建设不断完善。

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电力快速发展期，也是DSM波浪式发展并逐步规范期。5年间，十八大对十七大提出的四位一体总布局，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议内容，成为五位一体总布局。

从2004年政府部门印发的《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再到2010年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和2011年的《有序用电管理办法》，可以看出以下显著特点。DR发展阶段(国际上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始于2012年以后)为解决可再生能源电能消纳问题，智能电网兴起，DMS变革为DR。下面，从6个要素进一步分析DSM在2012年到2017年间向DR变革的背景和轨迹。修订后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与修订前相比，对DSM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第六，从需求侧用电特点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通讯、电动汽车、电能替代及能耗双控，使需求侧电力结构发生新变化。据国家发改委文件(发改运行规〔2017〕1690号)显示，在2012～2016年，电网企业积极采取措施促进自身节电和开展社会节电，累计节约电量553亿千瓦时，节约电力1268万千瓦，比目标任务分别超额完成131亿千瓦时和359万千瓦。文章上篇主要论述了DSM和DR阶段;文章下篇主要论述了DR进入了供需耦合阶段，以及三个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关系。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DR的应用在2012年之后已有萌芽，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智能电网的建设、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从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的具体实践。

5年间，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提高很快，但消纳困难、补贴不足;煤电污染控制水平达世界先进，但亏损严重;电网输送能力有很大提升、技术水平部分领域世界领先，智能电网加快建设，微电网及分布式发电突起。能源转型中，大比例可再生能源通过电网消纳，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造成新挑战。

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DR在探索实践中不断发展，据媒体报道，上海于2014年夏季开展了中国首个需求响应城市试点项目。DSM引进中国之后20多年来，电力供需矛盾特性发生了多次变化：投资体制改革及亚洲金融危机电力相对富余经济增长电力严重缺电电力体制改革缓解短缺世界金融危机相对富余再结构性短缺再富余。

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特别是2012年到2017年短短5年间，中国经济、社会、能源、电力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可以看到，在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中和一系列解决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文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DR的影子。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快速启动、发展期，是燃煤电厂大规模烟气脱硫、脱硝期，是建设高参数大容量机组促进发电效率快速提高期以及大规模淘汰落后电力产能期，更是电网实现全国联网期以及特高压技术应用期。在电力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一举成为世界第一。2012年10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工作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了财政补贴主要是促进解决电力短缺(平衡)和节能减排问题，将能效电厂等技术的永久性节约与需求响应的临时性减少区分开来，区别了不同地区的奖励水平等3个方面的要求，体现了初期需求响应作用和部分内涵。通过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完善电力应急机制做好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中明确提出了采用电力需求侧管理有利于消纳可再生能源的作用，明确了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保障电力供需平衡为吸引用户主动减少高峰用电负荷并自愿参与需求响应，可以制定、完善尖峰电价或季节电价的政策。

据《中国电力报》报道，2015年 8月4日，江苏省成功实施了首次全省范围的电力需求响应，约定负荷162.74万千瓦，实际减少负荷165.77万千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市场经济改革新理念。

第四，从电力供需特点看，电力供需除在个别地域、个别时段有短缺外，整体平衡、富余，在供给侧表现出新能源电量消纳不足、煤电利用小时整体降低的特点。通知中明确提出，电力供大于求的形势越发明显，DSM的工作重心需从保障供需平衡向多元化目标转变;DSM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重点工作中提出，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实施电能替代，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提高智能用电水平等。

一是，相关项目试点工程的实施主要是立足国内现状，基于电网企业相关业务应用系统建设需求响应平台，通过招募负荷集合商(load aggregator，LA)等对电力用户侧负荷资源进行统一调控。可以说中国离国际上通行意义的DR机制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DSM在1992年开始通过技术文献陆续介绍到中国，政府部门也逐步重视，如1993年6月国家计委资源司立项、委托国家计委中科院能源研究所和深圳市能源总公司合作，于1993年底完成了深圳市首次试点研究。中国能源电力的巨大发展及新情况新问题促进了探索DR并形成政策。但是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仍然很大，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17年底，累计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缺口总计达到1127亿元，其中光伏补贴缺口455亿元(占比约40%)。此外，黄浦区政府还额外提供了每千瓦2块钱的补贴。

尤其是2012年后，随着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超常规增长，风电、光伏发电消纳不足问题严重，DR在中国开始探索实践到政策形成。国家提出了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新要求(简称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

从发电设备利用小时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此阶段的电力设备利用率处于历史上低水平时期。由于中国电网调峰主力主要靠煤电，频繁的调峰使先进的煤电机组难以运行在合理工况下，不仅降低了能源效率，而且由于减少了利用小时数，也降低了经济效益，双重作用进一步增大了亏损。

本文刊载于《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18年06期，作者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2017年7月，16个政府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提出了从严淘汰落后产能、清理整顿违规项目、严控新增产能规模、加快机组改造提升、规范自备电厂管理、保障电力安全供应6项主要任务。

由于电力短缺在当时是电力供需的主要矛盾，且由于DSM也未进入政府政策，在具体电力规划中并没有定量地将DSM的作用纳入规划，只是在具体规划的工作中如预测负荷、分析电力电量平衡时作为调节因素分析参考。不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中国压缩型工业化的特点，在电力需求侧节能节电空间仍然较大，同时，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正在推进之中，市场手段还不完善，中国初期的DR仍然是以DSM为重要特征的DR。全篇具有四点独创性：一是分析了DSM与DR等的到底有什么不同;二是从6要素分析了DSM为什么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三是讲清了中国特色DSM与国际DSM的区别;四是对未来DSM的变革提出了供需耦合概念，这是DSM研究领域的新探索。2017年，全国人均用电量为4589千瓦时，比2012年的3676千瓦时，增加了913千瓦时，人均用电量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该文是他为拟出版的《中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变革》一书撰写的总论(约3万字)并加以提炼，字数约1.5万字，本刊分上、下两篇发表。二是，中国需求响应机制和项目设计，多数情况下由政府主导，参与用户以工商业用户为主。

第五，从电源、电网特点看，电源结构向清洁化发展和智能电网发展为DR提供了客观需求和支撑平台。国家提出了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新要求(简称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

这六个要素对DSM的影响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各要素的互相影响和变化，形成了中国特色DSM理论、政策与实践。综合分析，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电力供给侧、需求侧都朝着清洁、低碳、高效、节约以及市场化方向加快发展，同时，使DSM向DR加快过渡;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DR市场机制作用还难以发挥主导性作用。